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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家对两票制推行、一致性评价、商业贿赂等的2018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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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18-01-25  

    按病种付费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分级诊疗落地何时见效?两票制推行之后会如何?2018年将有多少个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国家打击医药商业贿赂背后要建怎样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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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G将成控费杀手锏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展研究中心支付制度与医学编码研究室主任江芹表示,短期内药品面临的控制力度较大,现在耗材和试剂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但预计在将来很快对他们的调控也会继续跟上。

    对于支付方式改革,江芹认为,打包以后医院会更自控。医院有专业能力去判断哪些是优质的,哪些有成本效果。所以行业内部出现结构性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某些药品和耗材品种会受到影响,现在非常高价的药品耗材、部分辅助类用药、非治疗性的药品耗材都需要考虑。

    江芹表示,对于创新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取决于在支付方式领域,用哪一种支付方式,也取决于不同地区的宽松程度。在她看来,快速、稳定、持续的发展是主流,所以行业内部应该是一个积极应对的态度。药品和耗材企业要更关注研发创新产品,而且是更有成本效果和治疗型的药品耗材,在经营模式和生产方式上也要有更多创新。

    百洋医药集团董事长付钢问到,即使按病种收费,医生也有可能用低于起码标准的,医疗成本过低的情况下怎么办。此外,很多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如果只是按病种收费,那么新的产品在其中又应该面临什么规则。

 

 

    江芹对此答道,支付方式改革的基础上有很多的相关配套措施,这是一个过程监管。其次,在制度创新方面,这是包括实施DRG的国家在内的全球所有国家里面共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在支付方式本身,而在与配套措施是否完善。因为任何一个新技术进入到市场,它的安全性、效能、效果的评价都需要时间。那么对于它的成本估算和效果评价也需要时间。所以其他国家,包括国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都不会轻易把新技术纳入进来。

    而对于DRG未来的发展趋势,江芹认为因为现在政府出台主要的文件是按病种收付费,付费是目前重点要开展的工作。DRG的未来趋势得到了多部委的支持,目前是一个积极试点、谨慎推行的阶段。多地踊跃在申报的试点,很多地方也拿这套工具进行精细化的管理。

 

2

分级诊疗两年内见效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分级诊疗到2018年,最迟2019年将出现拐点。但他同时指出,国内分级诊疗发展很不平衡。

 

    国家文件规定的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相关,很快就能转到基层去。但要注意的是,很多专科病转不下去。不平衡的状况长期存在是因为各地基础不同。有的地方搞得非常扎实,有的地方搞花架子。    

    首先,分级诊疗从实施到出台政策,再到医院、医生层面,至少需要用1-2年的时间。不是说今天出来政策马上见效果。其次,福州、四川、北京等很多省市,在分级诊疗出台后确实有了成效,虽然还没有达到全国范围,但是王虎峰预计全国在2018年会形成。

    和黄药业总经理周俊杰认为,分级诊疗第一个改变的是医院收入的利益格局。其次,基层现在有的地方做的好,但是总体的家庭医生制度、基层医疗的医疗质量,特别是医生质量,还需要时间去建立。

 

    对此,王虎峰表示,如何解决分级诊疗普通患者下放之后大医院的收入问题:首先,一定要在整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过程当中调整。一定要调整价格。有些地方只顾眼前,不重视调价。综合医疗服务价格建国后在计划经济阶段多次往下调,调的最低的是门诊挂号5毛钱。市场经济下,因为担心影响物价,把它看作是政治问题,几十年未调整综合医疗服务价格,导致医疗服务价格严重扭曲,从而产生了以药补医问题。

    王虎峰认为,过去把调整价格看成是高压线,现在国家明确赋予地市级调价权,但是很多地方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不积极去调价。潮起好行船,大家一定要深刻认识医疗服务价格的动态调整机制,这是未来医院收入的主渠道。只有调了价,医院有收入,才能给医生建立适合行业的薪酬,才能让他们安心给病人看病,这个事很多地方并没有走通和搞活。

    此外,国家提出了慢病全管理、全方位、全周期,而管理需要专业人士。虽然专业人士管理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如果不允许考核和兑现奖励的话,这件事就没办法了,所以必须要松绑政策。这个是中国过去在国际上取得成就的重点之一,也是未来改革最重要的问题。

 

3

两票制初衷有些理想化

 

 

 
 

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邵蓉表示,“两票制”的初衷有些理想化。对于药品经销渠道多层次,应当是社会化分工的结果,如果各方遵守契约和法规,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忧的事情。但是站在某些决策者的角度,认为层层加价是造成终端价格“虚高”,老百姓用药权益受影响的原因,因而在这一认知下往往容易形成定式思维。
 
    在邵蓉看来,曾经价格管控部门定价管的是各环节的差率,如进销差率、批零差率等,经销环节无论几易其手,进销差率是不变的,并不是想象中的能层层加价;后来发展到发改委通过最高零售价的公布进行价格管控,市场终端的价格跟经销层次也并不直接挂钩。2015年价格放开管控后,药价的形成与省级分类采购和地市级集中采购有关,也即终端的价格实际上是被中标价、采购价和实际交易价所限定,企业并不能随心所欲左右其价格。所以不能简单认为,压缩了渠道层次,药价就降下来了。 
   “我不反对两票制,但它应当是通过市场力量高度整合流通资源的结果。依靠行政行为来强制推进,一定会促使企业产生各种对策,增加无形成本。”目前利用行政的力量强推的“二票制”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药品的可及性。因为“经销商”若选择力所能及的配送,那么一定会影响部分区域患者的药物可获得性(配送不到位);“经销商”如果要把配送的触角不计成本的伸到所经销的所有终端,成本一定会大大增加,并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支付性受到影响;如果经销商在药品流通过程中的“三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中的“信息流”中“分工协作”(二级、三级经销商转身变为咨询、策划、形象设计者等)寻求生存对策,由“明”转“暗”,成本也会提升,并且与行政推行“两票制”初衷不相符合,同样影响药物的可支付性。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构成药品的可及性。

    邵蓉认为,如果要实现供需资源的高度匹配,是需要全国或一定区域有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反映药品供需的信息化平台作为保障和支撑的。像证券交易所一样,供方和需方的订单在信息平台中直接匹配,通过第三方物流配送,实现点到点,也就是所谓的一票制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任重而道远”。

 

    上海医药集团总裁左敏认为,非常赞同国家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把所谓虚高药价降下来,但业界普遍的看法是两票制肯定不是去解决药价的一个有效的药方。

 

 

    瑞康医药总裁张仁华表示,两票制是件好事,可以增加国家税收,但也从中感到悲哀。所有的政策出发点都是为了规范大夫,好像每个大夫一开处方就是有多少回扣。在她看来,按病种收费的价格作为社保卖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如果超出这个价格可以再做。如果出台政策的话,会定点把这个病在这个区域当中给了医院,医院就会从预防为主去出发,也不要什么“两票制”。

 

 

4

一致性评价会超预期完成

 

 

    吉林大学教授朱迅表示,一致性评价一定会超预期完成,但未必是289每一个品种都通过。预计2018年中国整个通过一致性评价品规会在350-500个之间,而且大量的将会是289之外的品种,也会有大量的289名单内的注射剂。中国现在的药品品种比较复杂,面临最大问题的是中国仿制品种、国内特有品种。 

    一致性评价绝不会是一次性,而且后续的监管也会极大地加强。国家一定会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优惠措施,使得通过评价的一致性评价品种涉及到的医保支付、优先采购、优先选用等问题协调落实。中国药品的橙皮书应当尽快问世,这会对中国药品有很大的修整作用。

    下一步药监政策的改变要比肩国际标准。在这个过程中,仿制药价格会继续下滑,盈利空间进一步缩小、产品集中度加大,我认为只有20%左右的企业会直接受影响。而速度、质量、成本将成为关键词,同时一定会逼着中国药物制剂的国际化。此外,下一步中国仿制药的整个竞争和利润的来源不再只是国内市场。而且一致性评价通过之后,中国的医药营销也会被倒逼着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医药研发1.0版是单纯仿制,2.0版是专利引进,3.0版是自主创新,与海外同步发展。医药也是生态圈的森林法则,企业应该有自己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怎么选择,最近常说一个词叫弯道超车,朱迅非常反感。他认为对于中国大多数制药企业来说还是要考虑让别人去铺路,然后短平快的发展创新。

    嘉林药业总裁刘伟认为,仿制药作为药品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提高药品的可及性和降低医疗成本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实施,目的是让国产的品牌和品质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准。在他看来,仿制药淘汰赛进入下半场不仅是企业能否保的住目前的市场地位,更重要的是要自我加压,全面开启创新驱动。企业要主动适应医学变化给医疗市场带来的重新洗牌的新机遇。对标国际一流的仿制药企业,控制水平和能力。密切关注和加强跟踪生物药的机会,开展战略和合作,抢抓生物类药物的发展战略机遇,同时为推动我国的医疗行业从医疗大国向医药强国转型。

 

5

刑法要介入医药商业贿赂

 

 

清华大学法学院原院长、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在演讲中表示,回顾2017年,可以看到在医药领域已经有更多的法律介入,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我国专业链接制度已经推到一个程度,包括医药代表也要进一步的规范。这就要求医药领域出台更多的法律。依法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大势所趋的潮流,而且这是不可改变的。王晨光表示,说的更严重一点,刑法要介入。

    根据检查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上的数据,2017年1月1日到7月11日,大半年的时间有248件医疗行业贿赂案件被起诉。从法院系统裁判文书中查到,2016年1月1日到2017年7月12日,共有169份医疗行业贿赂案件的判决书,经营医疗器械、批发销售流通的公司成为行贿案件的高发人群。有意思的是,50多家在华的跨国药企没有出现直接相关的行贿行为。

    另一方面,打击医药购销事业贿赂必须要严格依法,依照程序执法。2017年,国务院办公室颁布《进一步完善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还有《关于进一步改革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这里面都把打击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规范医药代表行为作为一个改革的重要项目。而去年年底CFDA出台的《医药代表等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在仍在制定过程当中,这实际上是在落实国务院和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把它进一步细化。    

    2018年法律将不断介入医药领域,这个是大趋势,不可避免。同时,在加强法制,特别是打击商业贿赂这样一个行动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规范我们的医药流通,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认认真真解决的一个问题。

 

(来源:E药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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